核心提示：究竟什么是把“民富”从口号变成现实最大的动力？二战的冲击使日本引入了包括劳工协商在内的很多新机制，从而解决了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无独有偶，吴素萍认为中国从革命带改革，其中最大的动力就是危机，“它只有到了最危机，不可收拾的时候，它才会下定那个决心去改革。”所以在现有的机制下把“民富”的口号付诸于行动，吴素萍并太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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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刘星：究竟能够推动政府和有力量来执行政策的各种各样的机构，让它真的有动力来把民富的这一个概念，从口号变成现实最大的动力在哪里，最大的障碍又在哪里？
吴素萍：我觉得最大的障碍，我个人的感觉是因为现在中国政府的整个决策是缺乏一个协调机构的，现在是靠各个部门来决策，利益集团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各种利益集团代言都能够发出声音来，然后形成一种合力，把这个僵局能够打开，可是中国从革命到改革来看，最大的外力一个是危机，就是危机感最重要，它只有到了最危机，不可收拾的时候，它才会下定个那个决心去改革。
你看现在的总体感觉好像是上至政府，下至精英集团，还有普通的老百姓都好像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都觉得这样一个局面是可以维持的，所以你很难去打破这个僵局。这个时候我估计除非可能有很大的外力来推动它，最近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它主要是研究日本1885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它就发现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均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比美国和欧洲都还是要高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它这个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弱化，相对来说，日本在发达国家还算是收入比较均等的一个国家，它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引进了很多新的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劳工协商，它会弄一个机制出来，政府一方的代表和企业的代表、工人的代表一起坐在屋里头开会，讨论工资到底该怎么涨，工人的利益应该怎么体现，资本家的利益应该怎么体现，国家的政策应该怎么体现。
从日本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他说收入分配的这种改革除非有极大的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它才能够让一个政府能够做真正的有推动力的改变，就是说你要让政府自行去解决这么一个机制是非常困难，所以我不太乐观就在限有的机制下，能够做出这么一个口号是口号，但是你真正去实施的时候，它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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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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