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除罪之道

    ——现代版的“宰白鸭”与“刑不上大夫”

    赵作海冤案换来了有关部门制定新的司法规定，“刑讯逼供”得到的证言与供词不得采信。而比起刑讯逼供，前两天媒体还报道了一件更恶劣的破案手法：抓精神病抵罪。

    2009年4月，河南省尉氏县贾鲁河惊现一具男尸，尉氏县公安局立案后，一直无法找到真凶，在12月就将当地一名精神有问题的村民抓获，定为该案凶手。

    办案者为何会急不择路

    像这件事，多数人大概都想过，“为什么警察会抓精神病抵罪，为什么要刑讯逼供？”——答案是“他们要按规定，限期破案，命案必破”。但是想到这里，不少人就不继续提问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破口大骂——警察素质差，规定不合理。
    可是如果这时能再多问一个为什么，或许会更容易看清事情本质——为什么会有限期破案这种规定？不这样规定，会怎么样？这个规定的产生，是谁的主意，谁的愿望？
    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受害者和全社会要求公道，要求尽快惩治已经犯罪的罪犯，威慑有可能犯罪的其他人。这个限期，是给办案人员以紧迫的责任压力，却也更是给所有还没落网的罪犯的重大压力——犯了法的人，即使从现场逃走，也不可能优哉游哉，因为他知道，有一群公安、刑警，正为了“限期破案”而绞尽脑汁努力。

    当年刘邦进驻三秦大地，跟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以这种极度简明，来跟秦朝法律的繁杂苛刻做对比，赢得人心支持，最终获得天下。历代都以这个约法三章为美谈，认为这是法律最极致的简化，去掉了能去掉的所有多余条文。
    然而反过来说，这剩下的三章，就是无论如何也绝对不能去掉的三条法律。如果连这都去掉，改成“杀人者没事，伤人及盗窃有赏”，那还有汉朝四百年天下么？

    受害者需要法律来主持公平正义，从约法三章到限期办案，都是同一个目的：绝不能放过有罪者。

    办案有压力天经地义
    违法耍手段害人害己

    当然，我并不是在替“限期办案”辩护，说它就一定是正确的。
    警方的侦查水平，罪犯的反侦察能力，案发现场的客观环境，受害者及证人的行为，一个案件中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不可能一刀切地要求期限。
   我只是说，社会对办案效率有要求，从事破案的人要有压力，这是正常的。

    但是，更要紧的是，警方不应该忘记这种压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找到真凶。忘记这一点，把办案压力转化成自身的犯法，自身成为一个“真凶”，迫害了另一个无辜的人，这是愚不可及的。

    目前的多数议论都集中在这些案件中的无辜顶罪者身上，关注他们受到的冤枉和委屈，关注事后的平反和赔偿。但是警方的这种恶劣行为，最恶劣的后果甚至可以说不是让无辜者蒙冤——而是给有罪者清白。

    清代有很多顶罪的恶劣事件，所谓宰白鸭。清人笔记记载，福建某地有一个彪形大汉被人打死，官府抓到一个16岁少年自首，说是自己杀的。县官就按强盗杀人判罪，斩立决。死刑案要往上级衙门复审，上级衙门的官员看到报告，说死者身高九尺，是个壮汉。死尸上有十几道刀伤，怎么会是一个少年单独杀的呢？于是提审这个小杀人犯，再三再四开导，后来小孩受不了了，说是自己父母收了真凶的银子，把自己这条命卖掉给人顶罪。于是案件发回重审。结果没过几天，县官又重新申报：重审结果还是这孩子犯罪。省官很纳闷，就去问。那孩子说，回去之后，父母把自己臭骂一顿，说我们已经收了人的钱，你要是出来，也会有人弄死你，还给我们添麻烦。你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能孝顺父母，听话顶罪！加上县太爷不想被说是第一次办错案，严刑拷打，这孩子只得重新招了口供。这案子是翻不出了。

    这种故事的核心，往往在没有出场的那个人身上——那个有钱人家的真凶，才是这一切的原因。诸位想想，这件事这样结束之后，那个真凶会认为“杀人者”需要“死”吗？今后有了重大的纠纷冲突，他显然还会继续杀人，因为他已经学会，只要能有钱买人顶罪，杀人也是无所谓的了。

    回到今天，那个被抓的精神病，和被拷打的赵作海，看上去都不是被买来顶罪的。但是办案的人如此肆无忌惮地扭曲事实，草草结案，有没有收钱，或者意图掩盖真凶呢？警方有没有这种主观意愿，是值得调查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已经帮真凶大忙了。

    还原“刑不上大夫”本意
    中国传统同对官员更严格

    话说至此，还有一节不得不说——事件的处理。
    前面咱们说，不论约法三章，还是限期办案、命案必破，关键点在于不能让罪犯侥幸免罪。但尉氏县公安局长等领导，抓人顶罪，公然违反了《刑法》第399条第1款，“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应该作为刑事犯罪嫌疑人起诉。然而这些领导只受到了记过、免职等行政处罚，没有人提到要追究刑事责任。

    随便读一些新闻标题：
    云南富源县法官强奸幼女，一审被判无罪，一时议论沸腾，二审才改判有罪。
    广东东莞市：国企领导集体私分国资3300万 各主犯获判缓期执行
    陕西淳化县：三局长大打大闹收费站 两人被免职一人被诫勉谈话 
    广东深圳市：官员周末开公车“考察”度假区撞车 通报批评作检讨

    前些天在网上看评论，有些人说，这真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仿佛给官员犯罪不罚，找了一个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根源。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礼记的话。
    《孔子家语》里有学生问孔子，当官的、贵族犯罪，就不可以加刑？庶人行事，就不可以治礼么？

    “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
     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孔子家语•五刑解”

    所以儒家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死对头——法家殊途同归。法家讲治国要用赏罚，奖赏，要从疏远卑贱的百姓开始，诛罚，要从亲近权贵的重臣开始。

    “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
    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
    ——韩非子•主道第五”

    越是高官，就越应该严格执法。因为法律是用来威吓民众，不是用来残害民众的，所以杀高官比杀普通人更可以让百姓信服法律的威力。所以，对高官的执法，反而要更严。

    现代社会，不要求高官自己像儒家，要犯罪就白冠狸缨，盘水加剑，自己自杀。也不要求执法部门像法家，要格外地找高官来杀了立威。只要能做到公平执法，官员犯法与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足矣了。这都做不到，那么即使国家法律再多，条文再细，又有谁会遵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