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樊纲：舍得之间为中国经济探寻最优解

樊纲是我国知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在政府经济主管部委制定重大决策时，常受邀提供改革建议，被公认为政府重要智囊。樊纲经历过知青下乡，对中国农村有真切了解，他也曾到哈佛大学进行交流，开拓自己的国际眼界。无论身处何地，樊纲始终保持思考，希望为中国经济发展探寻最优选择。

与经济学结缘

1969年，16岁的樊纲作为知青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伐木，开荒，种地……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六年。那时樊纲所在的兵团有国营农场的基础，一些战士在那里种地。在知青去之前，农场是可以盈利的。但是，包括樊纲在内的一百多个知青去了以后，农场反而开始亏损，这与人们普遍相信的“劳动创造价值”的认知不同，由此，樊纲对经济学问题开始产生兴趣。那时兵团也在进行工分制改革，樊纲写信给兵团总部，表达了对这种激励机制的不同看法，还赶到了佳木斯的兵团总部参加会议。樊纲现在回忆，虽然自己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这是他尝试用经济学思维分析问题的开端。

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樊纲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回到县城，自学了初中和高中的数学课本，最终成功考取了河北大学经济系。樊纲现在回忆，兴趣是支撑自己努力高考的最大动力。那时他一读到理论的东西内心就很激动，也迫切希望在大学中深入学习经济理论。高考是那一代人重要的命运转折点，而热爱与努力让樊纲搭上了高考的快车。舍得是一种选择，选择热爱，方能坚持，选择兴趣，才有权衡。

与时代同发展

本科毕业后，樊纲到中国社科院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他得到了到美国哈佛大学交流的机会。1985年赴美后，樊纲真实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巨大差距。那时的美国超市中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物资，一种商品对应多个品牌的货物可以选择。而那时的中国还处在凭票购物阶段，通常一种商品只对应一个牌子的货物。樊纲意识到，只要比我们先进的，我们就要学习。在美国的两年中，他抓住一切机会开阔眼界，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功底更厚，樊纲学习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课程。但是他也发现，自己作为中国人，并没有美国的知识背景，一个增税问题，他对这一话题的理解还不如作为美国人的房东更透彻，这让他把目光重新转向中国，专注更多中国领域的研究。早年下乡期间在农场工作的经历此时对樊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因为农村是中国经济的根。“舍”与“得”常在人一念之间转换，曾经艰苦的经历也可能是在为未来的成就铺路，重要的是如何将“舍”转变为“得”。

留学生活结束后，樊纲选择回国，这个决定在当时不那么典型。那时出国的人大多数想留在国外。但是樊纲认为，自己得到留学的机会是社科院的所长出于公心做出的决定，不回国反而是不道德的。而且，作为经历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又与国家一同亲历改革开放的一代人，樊纲希望与中国同命运。以“舍得”一生，一心为国出力，樊纲以自身经历践行舍得精神。

会学好学是中国人的财富

樊纲认为，目前中国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中，但依然要看到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对于如何继续缩小差距，樊纲认为，中国人会学好学是我们的巨大财富。善于学习可以让中国保持后发优势，避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同时，学习可以让中国人掌握自己的方法，进一步进行自主创造，不至于被锁定在低端产业中。学习让中国人明白如何进行取舍，舍弃发达国家的老路才能走上高速发展的捷径，而坚持自主创新才能让我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舍得之间，打好创新战。樊纲相信，中国自主创新的阶段已经到来，国家已出台了各项保护产权和创新的措施。他也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变换，疫情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樊纲对中国传统的“舍得”精神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科学，关键在于“你能不能舍弃那些次优的选择，去选择那个最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当最优的选择无法实现时，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对次优的选择进行取舍也同样重要。40多年来，樊纲潜心学术和政策研究，将中外经济学理论融会贯通，并运用于国内经济政策分析和研究。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始终希望为为中国经济发展探寻最优选择，在“舍”与“得”之间做最佳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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