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件概述:
关于唐骏学历造假这件事已经热炒了这么多天,事情本身恐怕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方舟子揭发唐骏学历和自称发明的专利都是假的,而唐骏目前一直只在回应学历问题,对专利方面的情况避而不谈。而对学历的回应也是慌乱不堪。
中国民间的风气,自古是讲“英雄不问出处”,以前在<道可道>节目中我就列举过从上古以来很多出身卑贱的高官。出身或者学历之类,本来就并不是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学历而造假欺骗。换句话说,这并不是能力与出身的问题,而是能力与品德的问题。
现在值得谈论的并不是唐骏本人的回应。被人揭穿了谎言而胡乱回应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奇怪的是,就这样一桩明摆着的欺骗案件,居然还有大批的人不以为耻,公然站出来力挺摇旗呐喊。这就值得想一想了。
二、分析
很多人就此感叹,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不是不古,是不知古到了什么时代。
古代有个魏武帝曹操,是历史上非常重视人才的统治者,写诗也忘不了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曾经发布三道著名的“求贤令”,求那些有能力,而名声不好的人,甚至“盗嫂受金”、“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都欢迎。
求贤令
自古受命②及中兴之君,曷尝③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④,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⑥、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⑦!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⑧?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⑩,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五年)
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建安十九年)
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建安二十二年)
这在史上被认为是重才学而不重道德的用人之道。相信有能力如唐骏者,如果穿越到三国时代,应该能做魏武帝麾下的杰出官员了。
然而,三国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刀兵四起,狼烟滚滚,战乱纷争的时代。在乱世求人才,当然就容易降低标准,满足乱世的需求。
可是在盛世,汉唐这样的朝代选取人才,道德品行的标准是很重要的。汉代用察举征辟制选人,选举的是“孝廉”,明显是以道德品行为优先考虑,这就不必说了。
唐太宗曾和魏征讨论用人的问题,唐太宗说:“为事择官,不可轻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来了。”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
太宗谓魏征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
征对曰:“……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
这就总结了一个规律“乱世选才,治世选德”。而司马光说的就更为清晰。司马光曾经把人才按照才和德分成四类:德才兼备者,有德无才者,无德有才者,无德无才者,司马光认为,在这四类人中,最可怕最不能用的就是无德有才者,这类人乱国的事情屡有发生,汉朝的王莽、唐朝有李林甫,杨国忠,宋朝的高球,秦桧、明朝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类人。说起谋求“成功”的能力,他们都不算差,但因为道德低劣,品行不正,最终祸国殃民,把“盛世”变成了“乱世”,让天下人都受了害。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
——资治通鉴
为了所谓成功而不择手段,不讲诚信的人,如果在社会上大受欢迎,被竞相效仿,竞相“复制”,那么这样以欺骗来求成功的例子会越来越多,而社会也就危险了。
一语道之:
•不顾诚信只看才能,这是乱世的人才观;
•有才能的人无诚信反而会导致社会混乱。